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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怡:閃耀的羣星是巴蜀文化共同孕育的碩果

  文學創作中,地域是塑造筆下人物性格的基礎環境。有的喜歡用虛構的地理位置給自己所寫地方定調,馬爾克斯的馬貢多、福克納的約克納帕法不外乎如此;有些則點明其真實所在。而無論哪一種,都映照了地域性的體驗是思想獨立的基礎。

  由此看,從“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也”,到“暮雨向三峽,春江繞雙流。今來一登望,如上九天遊”,再至白話新詩綿延不絕的發展,蜀地滋養着各個時代一批批文化大家。可以毫不誇張地説,“巴蜀自古出文宗”,閃耀的羣星是巴文化與蜀文化共同孕育結出的碩果,是巴蜀文化長期認同與融會的產物。

  歷史上將四川盆地為中心,兼及周邊風俗略同的地區稱為巴蜀地區,其腹心地區大致與現成渝兩地區域相當,成渝兩地也分別為蜀文化、巴文化的中心。巴文化和蜀文化有相同的歷史背景和地域背景,但在各自發展中又形成了不同的特色,兩者互為補充相互交流,形成了非常重要的文化積澱,它們深深地影響了成渝兩地各方面文化事業的發展,構成了這些文化事業發展的深厚背景。不管是用巴蜀文化這個概念,還是用這個成渝文化這個概念。

  過去的文史學研究慣於傾向一種宏觀而龐大的理論假設,假設先存在一個屬於民族整體性的、抽象性文化,隨後這個文化才逐漸在不同地區的局部表現出來。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李怡教授則認為,這種假設更多是一種猜想。事實上,每一種文化的發展都是從具體時空當中開始的,“比如中國的文化,分別從我們四川、浙江、湖南、北京獨立發展之後再經過融合,與其説首先存在一個抽象的中國文化,還不如説首先存在一個影響了我們具體個人的地方文化”。

  李怡教授説,就巴蜀文化而言,也有其獨立的文化發展歷史。三星堆、金沙、大足石刻、長江三峽……無不展現着這片土地上人們適應世界、改造世界的過程,當中產生展現的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在彼此發展當中相互交流、激盪,融合成為同源共生的巴蜀文化。它雖複雜深邃,但遠不懸空抽象,根植於生活內容,最後再落實到語言及其背後的文學當中來。

  專家簡介

  李怡,1966 年生於重慶,1984年就讀於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2003 年獲得文學博士學位。曾先後擔任西南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2017年9月起任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兼任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四川大學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博士生導師,四川大學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院長。在重慶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任教期間,曾擔任西南師範大學校學術委員會委員、西南師範大學中文系學術委員、學位委員,文學院院長助理、西南師範大學文學中國詩學研究中心副主任、詩學文獻典藏與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從事中國現代詩歌、魯迅及中國現代文藝思潮研究,系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理事,中國郭沫若研究會常務理事,海峽兩岸梁實秋研究會副會長。出版學術專著《中國現代文學的巴蜀視野》、《現代四川文學的巴蜀文化闡釋》、《中國現代新詩與古典詩歌傳統》、《大西南文化與新時期詩歌》、《閲讀現代——論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等。先後入選教育部新世紀人才支持計劃、2005年全國百篇優秀博士論文獲獎者,享受國務院特殊政府津貼。

  “出蜀入蜀”佐證

  文化同源具有深厚歷史背景

  在巴蜀文化源遠流長的社會文化史中,有許多引人注目的想象,其中非常有趣而重要的現象,就是存在“出蜀入蜀”兩類知識分子而形成的一個對照關係。

  從初唐到晚唐,唐代詩人入蜀之路就沒斷過。“初唐四傑”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諸人都曾入巴蜀,而他們在遊歷巴蜀之後,將巴蜀的慷慨饋贈淋漓盡致地發揮在詩歌中,一掃初唐詩壇靡頹浮豔之風,開創出清新而質樸的文風。邊塞詩人岑參在51歲的時候來到四川遊歷山水,過慣了邊塞生活的他最終終老於此地。“安史之亂”中走投無路的杜甫,來到了成都和重慶(奉節),將其一生中生活最安定、詩情最為勃發的九年留在了巴蜀,足跡踏遍巴蜀大地東西南北,在這裏寫下了現存杜詩中的大半,其中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贈花卿》《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八首》等名篇。在成都錦江邊四川大學旁邊,有一座紀念女詩人薛濤的望江樓,唐朝另外三位大詩人——元稹、白居易、劉禹錫曾先後來到成都,與這位薛濤皆曾有過詩文唱和。劉禹錫很喜歡蜀地民歌竹枝詞,後來更是將竹枝詞這種民歌形式轉變為文人的詩體。此外,喜歡推敲的苦吟詩人賈島、“卻話巴山夜雨時”的李商隱、叉手一吟便成一韻的“温八叉”(温庭筠)等等青史留名的詩人也在這浩浩蕩蕩的入蜀大軍當中。

  他們或翻越秦嶺,或逆流而上,到達四川盆地,在這裏完成了他們人生和藝術當中非常重要的蜕變,最後推動其文學藝術到達了一個新的高峯,構成了他們人生和藝術發展階段的一個非常重要記憶。

  另一方面,從李白蘇東坡仗遊天下,到郭沫若巴金遠洋留學,巴蜀大家,本土的知識分子,也有擺脱地域限制,進入到一個更大的人生範圍,走出四川甚至走出中國以取獲得新知新閲,再從而做出了更大貢獻。

  這其中也有李怡的影子。祖籍湖北漢陽的他,祖父輩因抗戰來到了四川。自己在重慶出生,成長過程中又曾北上求學,之後再回到四川成都。他説自己是地地道道的重慶人,也是四川人,與巴蜀文化有深刻的聯繫。

  封面新聞:你曾説過,“當我們放棄對地域的真實體驗, 我們就放棄了獨立的思想,放棄了思想,也必然會放棄自己的語言,在這個時候,你對世界的真實理解也就無從談起”,作為一個在成渝兩地都生活過很長時間的人,成渝文化給你具體的生活層面上的感受是什麼樣的呢?有什麼差異和不同嗎?

  李怡:成渝兩地的文化是重慶直轄以後的一種新的概念,其主要的含義和指向,在我看來和原來巴蜀文化都是一致的,指的都是以大的過去的四川盆地為疆界的這樣一種歷史文化。在大西南文化當中,可以説它具有相當重要的意義。

  成都從古老的年代開始,在整個中國,它都有深厚的農耕文明以及相關手工業發展的基礎。在傳統文化背景下,它屬於那個時代的商品經濟很發達的地區,所謂“揚一益二”。成都儘管身在內陸,但其城市文明的發展是不亞於沿海的。這使得成都以商業為基礎的市民文化顯得比較發達,相關發展起來的休閒文化也比較突出,文人化氣息有時比較重。

  而重慶處於交通要道,長江航線發達,是四川向外運輸的一個重要起點,那麼它發展起來的是相應的碼頭文化。這個碼頭文化與成都相較起,是比較粗獷而奔放的。這是它們風格的不一樣,但今天來看,兩者是各有所長的。比如我們常説成都的茶館文化,其實和歐洲街頭的咖啡文化很相似。兩者應該看到各自的優點,重慶的勤奮、拼搏,成都的規則、秩序和從容。

  封面新聞:所以歷史上“出蜀入蜀”的知識分子身上都有這兩種氣質。

  李怡:沒錯。我們作為研究文化的一個知識分子,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認知,往往就要從不同區域,局部的文化的認知開始。這種認知是非常切實重要的。所以説在這個意義上,為了認識中國文化,挖掘中國文化,除了要閲讀和研究那些影響整個中華民族的思想典籍之外,另外一個非常重要的角度,就是要展開對各個區域的各個地方的文化的研究。

  地域性是構成了人思想、性格的形成,以及面對這個世界的基本態度。一個地方的具體的情形,歷史,族羣的特點,包括語言的特點,都是影響人的思維方式的重要因素。巴蜀文化也不例外。

  比如郭沫若的狂放,巴金的真率,都非常具有巴蜀人的精神特質,跟巴蜀文化有着很深的淵源。也可以説,他們也是因為有了這些精神特質,才給人留下了獨特的印象。巴蜀人有一種必利天下的氣魄,敢於創新,反叛,這在很多外人看來就有點兒不顧一切的奔放的姿態,這一切最後構成了像郭沫若這樣的性格特徵。那麼巴金呢,我覺得他的真率之外還有一種青春的氣質。所以説巴金的創作以《家》為代表,在當時首先是打動了無數想追求個人自由的中國青年的心。在巴金身邊生活過的人,都從巴金身上感受到這樣的氣質。一直到老年的時候,據説巴金説話還很容易激動,就向他年輕時一樣。這種青春的氣質也是巴蜀文化的一個特點。

巴金

  詩歌與科幻

  巴蜀文化合力發展新方向

  文化的繁榮,很大的意義上取決於文化人羣的數量,以及大眾對文化的需要。在李怡看來,吸引人才,拓寬文化的需求是成渝兩地共同的目標,“兩地之間目標是一致的,所以競爭不是結果和目的,競爭是為了更好的合作”。他認為,目前詩歌和科幻,是巴蜀文化凝聚發展的新方向,同時也是成渝雙城經濟圈建設上的一個新的產業基礎。

  成渝兩地文化的發展在歷史上呈現出一些階段性的蓬勃和冷卻,都是隨着人的不斷遷入遷出而影響。抗戰時期,知識分子齊聚西南川渝兩地,在此接受教育,也傳播着思想,成渝引來文化繁榮的新高峯。

  李怡説,這同樣反映在五四時期。“當時我們都以為創作白話新詩的是北京上海,這樣少數所謂比較發達的、開放程度更大的區域,其實根本不是全如此。除了胡適的第一本白話詩集,第二本新詩就是我們成都的詩人葉伯和,而葉伯合在他的詩歌集裏邊告訴我們,周圍還有一大批詩人也在寫作新詩。

  所以李怡認為,成渝兩地文化的新繁榮新發展,一方面要吸引人才,另一方面也要挖掘曾經的文化優勢和大眾需要。“比如新詩,成都是中國新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策源地,這個在過去是我們被我們忽視的。根據我的考證,在當時很多成都的期刊,包括報紙的副刊都刊登了大量的新詩,而中國較早的一張詩報也是在我們成都出現的。”

  封面新聞:剛才談到地域文化以及語言對文學的影響,西南官話作為很重要的一個方言分支,本身也有很強的文化印記,它跟文學的具體聯繫是如何的?

  李怡:方言對於一個新的文學的發展,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在西方文學的歷史上,中世紀的時期是統一運用的拉丁語,進入文藝復興的時代,恰恰就是各個民族自身文化覺醒的時代,而文化的覺醒,其實就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區對自身語言的發現過程。所以説,方言就意味着自我的一層體現,是自我的語言的發現,本質是自我的認知方式,是對自己獨特的社會人生感受的發泄。而任何文學的創新,歸根結底就是發現一種新的人生態度和新的人生觀念,這一切最終也體現在方言中。

  實際上,我們看現代新詩的發展,也是對於這個白話語言的一個發現的過程,其中在五四初期,倡導白話文學的同時,就有一個對方言加以整理和發現的過程,當時的中國還開有一個方言收集運動,是一個再認識的過程。而我們成渝兩地的方言,它本身作為西南官話,也是北方語系裏的一部分,所以它的交際功能是比較強的。不同於中國的某些地方的語言,脱離本地相互交流上就會出現困難,四川話在這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另外它還連接了各個區域的一些個性和特徵,本身就是一種活的語言。

  今天有人研究郭沫若的詩歌,特別是一些對樂山話比較熟悉的學者,他們已經寫出了這樣的論文,研究郭沫若詩歌裏存在的樂山話因素,那麼其實這個就是四川方言。這就説明在五四時期,隨着我們思想的解放,我們對語言的使用也獲得瞭解放。方言的進入極大豐富了現代詩歌的語言本身。

  封面新聞:這些都説明新詩的發展並不只是在沿海的發達城市,遠在我們西部內陸的川渝同樣有一批,而且有一大批的詩人在做這樣的工作。

  李怡:對,這也能説明曾經在我們的成渝地區也有過非常繁榮的新文學的創作姿態。我覺得隨着今天新的國家戰略的展開,特別是隨着成渝雙城經濟圈的建設,事實上已有大批的文化人已經活躍在成渝兩地的文化市場上,也活躍在我們的文學藝術創作領域裏。比如現在我們成都和重慶的文學雜誌,包括我們的《當代文壇》,包括《現代中國文化與文學評論》,以及《科幻世界》等等,都在全國具有了相當的知名度。

  尤其是依託《科幻世界》,成都每年都會舉行很多大型的科幻活動。加上重慶一直以來也很重視高精尖科技的發展,成渝文化已逐漸成為科技、科幻文化重鎮。記者 劉付詩晨

編輯: 陶玉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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